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扬州何止八怪

作者:一船明月浏览次数: 日期:2015-10-10

扬州何止八怪

 

 

       耳熟能详的“扬州八怪”一说,究竟指哪些“怪”?历来有不同版本,除了金农、罗聘、李鱓、郑板桥、李方膺、黄慎不变,另外二位或是汪士慎、高翔,或是高凤翰、边寿民,或是华喦、闵贞。可见这代表一个生活在康雍乾时代的民间书画团体,故也称为“扬州画派”。只不过前者名称流传有年,人们更习惯而已。然而,到底是哪“八怪”?2008年上海造币厂曾发行一枚“扬州八怪”铜纪念章,镌刻的头像为罗聘、李方膺、李鱓、郑板桥、金农、黄慎、高翔、汪士慎。看来这是权威的评定了。今夏,参观扬州八怪纪念馆,见有另一种提法——“扬州八怪十五家”,确切的名单除上述十二位,包括不常见的李葂、陈撰、杨法三位。(其中陈撰并不以卖画为生。)纪念馆的主厅有一组群雕,上述十五位怪杰,历史性地戏剧性地齐聚一堂,彰显扬州画派的雄厚实力与魅力。
       八怪里,按年龄金农为长,排在前面,若以影响力论,郑板桥当为翘楚。十五家里,扬州人只有五位:高翔、罗聘、郑板桥、李鱓、李方膺,其余来自江南各地。十五家里,郑板桥、李鱓、李方膺、高凤翔或辞官、罢官、贬官,其余皆远离仕途的终生贫儒布衣。八位也好,十五家也罢,相似的思想、性格、行止,均反潮流而不为正统社会所容,至于书画风格,又皆背叛画院正宗古风而另辟蹊径,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,所以被排斥为“怪”。在扬州话的语境里,“八”寓有贬义。“八”和“怪”叠加连用,变成鄙视的平方。现在回看,何“怪”之有?他们的书风、画风和独立思考的人格,引领风骚几百年。
       他们每个人都有艰辛的人生苦楚,在文人画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创,对此历来已有专家精辟评述,小文不做文抄公,不旁蔓涉及。回到“怪”的探究上。思想、艺术的发展,有其历史渊源、薪火相传的滔滔长河。比八怪十五家早半个多世纪,明末清初的画僧石涛,做为皇族贵胄,大半生居无定所,跌宕坎坷。晚年定居扬州。病故前自己设计墓门图,墓地在平山堂的西园(御花园)内。无论是先做和尚,还是后做道士,他都潜心于书画的创新探索,“我之有我,自有我在”。画风、画论领异标新突破藩篱,一反“四王”和“董书”正统,是超越那个时代的“另类”。石涛对后来的书画界产生巨大的影响。其中,他的水墨花卉兰竹,行笔爽利,用墨简练,直接泽润引导了郑板桥们的书画风格走向,换言之,郑板桥们赓续了石涛的书画反叛精髓并有所开创。
       在八怪十五家之后,到了朝代鼎革之交,另一个扬州之“怪”出现在人们的眼前。此“怪”大名吉亮工(1857-1915或1916),号风先生,高邮人,清末民初的诗人、书画家。秀才(一说光绪举人),不入仕途,在扬州卖画授徒为生。其才华出众,诗词联语倚马可待、随手即出;而耿介、狷狂的性格做派和行事方式惊世骇俗,堪称狂士怪人。先看看他生前撰写的一篇妙文。全文不长,全抄如下: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《  风先生传  》

       先生姓风氏,名风,字风风,系出风后,不知若干世。然喜风,遇风辄狂笑,笑不止,即大哭。人见其哭笑无由也,怪之,以为有癫病。先生亦不辩也。尝无事,从其徒游。徒众亦不知其状,口语风而已。世忽变,举世皆为风疾。其徒曰,是先生所化也。先生不任受,曰,彼自一风风,我自一风风,风固可相混欤?若四方风动时,或者为先生之风之所从出也。今先生愈(益)呆,由风入木,几不知人我与痛痒。众益怪之,以为风先生殆将死也。先生闻之,则大笑,不复更哭。见大风(风)起,则喃喃与之语,不辩何辞。人亦(习)安之,不足复道之也。赞曰:人风我,我风人,不知我之为风与人之为风欤?须各有其真。
        这篇“掀天揭地之文”(引用郑板桥之语)的自述或自画像,在“风”与“疯”的谐音里不断偷换概念,袒露个性,针砭时政,鞭笞虚伪,对黑暗社会曲折巧妙又痛快淋漓地发出怒吼,真是掷地有声啊。其“狂”可见一斑。后人还可以从他的一件书法作品,感性地认识风先生的“怪”。
       从瘦西湖南门进入,过一里长的柳堤后看到的第一个大型园林美景是“徐园”,粉白围墙月亮门上的题匾即为吉亮工的墨宝。这二个字,一行楷,一大草,已与通常的题匾习惯相悖,大异其趣;怒目金刚式的书法,和恬静怡然的风光更不协调。初看令人生惑,但如果了解风先生,“文如其人”“字如其人”,这不正凸显书写者离经叛道的“怪”吗。先不说从这两个字演绎出的稗史轶事,一看这样的书风,就不难体会到那种桀骜不驯的乖戾。
       此园旧址是桃花坞,1915年由本地军阀徐宝山(徐怀礼)改建成私家园林祠堂,人称徐园。徐宝山虽然是武人,却喜附庸风雅,屡次向吉亮工求诗画墨宝而不得。后来建祠再乞题匾,无奈之下吉亮工方允诺,但在书写时做了调侃讥讽——“徐”字右边竖笔写出了头,“园”字(繁体)当中的“袁”草书如“虎”。徐宝山江湖绰号“徐老虎”,“园”字的边框将老虎死死地围将起来。即便如此,徐宝山也喜不自禁,心满意足,镌刻上匾。后来见他的政治立场倾向孙中山,吉亮工才主动给他写一副对联:“从来名士多耽酒,自古英雄少读书”。可见风先生洞察世事,一点也不“疯”。 此联流传很广。据稗史,题园匾和写对联,很巧大约都发生在两人生命即将终结的前一年。徐死后,园名依旧,改为纪念扬州最早的造园大师徐湛之,与军阀无关。现在,也不妨同时回忆吉亮工。如今,他的逸闻趣事构成了瘦西湖导游词的一段,导游侃侃而谈、津津乐道,游人听得津津有味,一笑而已,却少有人深究风先生苦闷的内心世界。
       在一幅佛画的题诗,他这样写道:“财尽民穷苦十分,可知我佛眼难睁。若要佛眼睁开望,除是人间换了天。”可见在徉狂的外表下,是异常清醒睿智的头脑。吉亮工这样的 “怪”,远承八怪十五家的遗风,其矛盾苦闷的内心,和郑板桥那一群特立独行的书画家极为相似。
       石涛也好,扬州十五家也好,吉亮工也好,那个时代里压迫在他们心灵上的历史梦魇已一去不复返。承载着他们超前理念的书画诗文,与时俱进,一点也不怪,由“怪”到“褒”,变成雅俗共赏、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遗产。后人欣赏他们的书画、诗文的同时,多么期盼新的文化精品、杰作、佳作问世。如今的书画家、文学家,完全可以敞开心怀抒发情感,讴歌新天地,创作出缤纷且有个性的作品,再无需以“怪异”吸引眼球,“荒诞”也不会有多少粉丝受众。一味搞“怪”,无异于食古不化,陷入荒唐可笑的泥淖而无法自拔。题外话,就此打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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