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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 碑

浏览次数: 日期:2015-05-08

丰   碑
 

  参访日月楼(上海陕西南路39弄93号)的路途,比去缘缘堂近多了,收获和感慨却一点也不少。
  1954年9月,丰子恺先生在长乐邨租赁了这个西班牙式连排小楼的单元,入住直到去世长达21年,是一生中居住最久的寓所。因二楼的南阳台(类似如今的飘窗),采光性能极好,深得先生喜爱,欣然取名“日月楼”——“不仅表示室中可以望见日月,而且有解放后遍地光明,日月普照的含义。”欢欣之余,随口吟出“日月楼中日月长”。他极为敬仰的老师(也是弘一法师的老师)马一浮得知后,补上上联“星河界里星河转”,配成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,也是传诵广泛的文坛佳话。先生时年57岁,而马老先生已年届71高龄。用篆书写就送给先生的墨宝,就一直挂在日月楼的东壁上。每一位来到日月楼拜访的人都可以看见。对联下面是一张小木床,南面临窗摆放一个普通的红褐色旧写字台,桌子上的笔筒,上面的小吊灯,桌前的旧藤椅,据说一切如旧,只是主人远行多年了。
 
  凝望这副对联,我知道它大有来头。丰子恺与国学大师(周总理称理学大师)的师生缘分,可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,先生还是一师的学生,跟随李叔同先生拜见马一浮第一次相见(见《陋巷》),此后数十年里都有思想、诗词、精神的无间交流。如1928年,马老为第一册《护生画集》写序言,有“吾愿读是画者善护其心”句,点明画集的要义。1933年,先生的缘缘堂落成,应请用隶书题写“缘缘堂”匾额,并写一首七言诗祝贺。抗战八年的颠沛流离中,两人时时互相体贴关切,竭力为对方寻求避难居所,既为能短暂的相聚而庆幸,也为不得已的长久别离而惋惜怅惘。抗战胜利后,两人先后回到杭州,住处不远,时相过从。五十年代,为弘一法师在虎跑建舍利塔,又有许多密切合作。先生每次到杭州,必到蒋庄拜访老先生。六十年代中期,先生曾陪新加坡广洽法师一起去看老先生,成为最后一次相聚。待到七十年代,先生最后一次来杭过蒋庄,因老师故去而不忍入睹。两位大师的真诚师生之谊,堪称一代学人的典范。

 


  这小小的日月楼(相对缘缘堂而言),还记载了先生与弘一法师另一段悲欣交集的生命华章。先生曾有一句名言,“我敬仰弘一法师,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。”先生与法师的一生师生之谊,尘世间罕见。文革前,先生已完成《护生画集》第五集(在海外出版),而第六集应在1979年法师百岁冥寿时按时完成。文革灾难降临,先生蒙冤,经无数次批斗、进牛棚、下乡劳动,健康大损,担心无法坚持到既定的那一年,但当年立下的“世寿所许,定当尊嘱”的誓愿如如不动。1972年,趁暂时得“解放”的机会,于1973年这里完成百幅,恳请挚友朱幼兰居士书写文字并代为保存。如果没到日月楼,我仅是概念化地知晓其曲折过程,尽管已经很感动很敬佩了;来到日月楼,我才惭愧自己的肤浅无知。不认识先生作为居士的一面,则不可能完全理解先生的全面人格修为及其艺术内涵。
   据介绍,先生因病获得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后,深知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,要抓紧分秒时间完成法师的嘱托。鉴于这样的佛画,当时绝不能公开,只能悄悄地做。他就把日月楼当作书房,晚上屈身睡在1米5长的儿童床上,黎明即起,在台灯下选择画题,构思画幅,晚上再挑灯夜战。百幅画作就是这样孜孜矻矻,劳心劳力,殚精竭虑,经数月带病秘密地完成的。宿愿以偿,先生在二年后不起,未能见到第六集的正式面世。又四年后,当广洽法师手捧着厚厚的作品时,感慨万分——“居士处此逆境突袭之期间,仍秉其刚毅之意志,真挚之感情,为报师恩,为践宿约,默默的篝火中宵,鸡鸣早起,孜孜不息选择题材,悄悄绘就此百幅护生遗作的精品,以待机缘。”第六集和包括前五集在内的《护生画集》全集1979年在年香港出版,“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”(弘一法师预言)。我的书架早先只有第一集和第二集的合订本,32开,是莆田广化寺翻印的,1994年才有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一部《护生画集》全册,32开,用纸和印刷均比前者精良(大陆第一部完整的画集)。第六集来之不易的全过程,我在二十多年后才比较了解,除了惭愧自责,更多的是震撼、激赏、仰慕。
    从1928年开始,到1973年为止,六集《护生画集》共450幅,前后经历漫长的45年,占先生全部生涯过半有余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承诺?什么样的意志?什么样的精神?首先是学生对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尊重,其次是儒家修养的重言诺,再次是佛门的不打妄语。用佛门广洽法师的赞誉,是“尊师重道之精诚,近世所罕见。”用诗人作家席慕容的赞评,这是“永恒的盟约”,“一个永恒的美丽的盟约”。也许,把这些加在一起,也衡量不出这份承诺的含金量有多重,这份情感有多深厚。俗语已无能,只好用佛家的语言了——殊胜不可思议!

 


 
    二楼中室的面积有限,展品却十分丰富,故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。墙壁布满黑白照片和书法、漫画原件,几乎没有空白;当中玻璃柜展示手迹多种。有许多是我第一次看到,如1948年先生在泉州弘一法师生西木床上的坐像,先生的10人全家福,先生晚年的两种照片,先生在龙华革命公墓的骨灰盒位置,先生在1964年为重印《护生画集》第一.二、三、四集致广洽法师的四页长信,先生手录马一浮的赠诗,大居士赵朴初致广洽法师的诗赞,丰陈宝和丰一吟的手迹等等,大饱眼福,补充了在缘缘堂的所见。
 
    三楼一间小南屋的门前张贴一篇文字,读后泪水模糊了双眼。这是丰一吟写的小文,叙述文革初期如何在门口挡住造反派进入揪斗父亲,又如何代替父亲去单位被批斗,回来后父亲如何感叹小女为自己受苦……这段辛酸往事以前没有读到过(可与文革中萧珊替巴金挨鞭打相比)。顿时,联想起读过的丰一吟去乡下送棉衣,与老父在棉花地里不期而遇的凄凉场面。可想,在那黑云满天、风声鹤唳的日子里,善良柔弱的父女,一老一少,相依为命、相濡以沫的艰难时分,需要有怎样的信念和意志,才能坚忍苦熬活下来啊。文革过去多年了,每次回想仍不寒而栗。噩梦真的就会从此无影无踪吗?
  

  
    先生过世三年后,家属搬出93号小楼,此处变成多家聚居的民房。直到2008年,在先生家属自行出资购回二楼和三楼。重修尽量恢复旧貌,于2010年对外免费开放,观者如潮。如今楼下仍为其他房主,须在楼门前按铃,通知旧居工作人员方能进入。目前故居的管理全靠包括先生后代的民间志愿者的热心服务。巧得很,我去参观那天恰逢先生的外孙宋雪君(丰林先的次子)值班,蒙他热心接待(他本来在与久别重逢的同学座谈甚欢),特意详细介绍日月楼的多种往事,并与我在先生书写的“日月楼”匾额下合影留念。从他的讲述,我获得不少生动的细节,进一步加深我对先生的了解和敬仰。宋雪君和其他丰家后人一样,继承了艺术的家传和谦虚的家风。三楼里有几幅他的书法作品,如李白的诗“朝辞”、岳飞的词“昨夜”、弘一法师的歌词“西风黄叶”,运笔结字颇有其外公的遗风,很耐读看。


     

 

    回家后,我心里特别激动。世间的缘分何等奇妙何等不可思议——如果我改天参观,就碰不上宋雪君了;如果今天不是宋雪君值班,我也无从与他相遇;如果我不来上海,更没有可能来陕西路……正如先生在《缘》一文所写的那样,无论何事都是大大小小、千千万万的“缘”所凑合而成,缺了一点就不行。阿弥陀佛,我庆幸我欣喜,我与故居有缘——不仅收藏有先生二十多种画集和文集,有幸踏足先生两处重要故居,有幸拜谒先生的墓地,还有幸与先生后人相遇交谈……
  当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,有的专门来买书画作品。我离开下楼时,与几位步履艰难的白发老人在狭窄的楼梯相遇,好像是来自海外的忠实读者吧。在繁华的陕西路,高档大厦、高级酒楼、西式华屋比比皆是,相比显得极为朴素平凡的日月楼,却具有一种难以言表的光芒,吸引无数敬仰先生的人们叩访、瞻仰、流连、感动。艺术的延续,美德的传承,生命的赓续,人性的完善,这是不是先生所说的“日月楼中日月长”的另一种理想境界呢?在天上俯瞰长乐邨的先生一定捋捋美须,露出欣慰的笑容吧?
  浏览三楼一角的留言台,五颜六色的纸片上林林总总写满人们对先生的感言。我想了一会,在一张浅蓝色的纸上,恭敬地写下两个大字—— 丰碑。

 

( 2014.5.8 ) 

 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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